中国历史上义庄与家族制度的起源
关于古代中国的大家族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有一段著名的概括：“吾国史界最有价值的材料，最可宝的史料，最可使我们生兴趣的材料，莫过于宗法制度、封建制度及大家族制度之继续存在；而这三样制度之存在，又都以家族为本位。” 先秦时期的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变化——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——这种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就是宗法和分封制的瓦解。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经说自己的理想是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，可见他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变革之强烈不满。但正是这样的社会变革使得家庭本身的重要性重新得到显现——即所谓“家”的意义开始凸显。
一方面，作为氏族部落共同体的“国”已经不再成为人们生活最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空间；另一方面，由氏族成员构成的“家”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。正如刘泽荣先生所说：“随着家庭的分化和发展，个人的权利意识逐渐加强。为了维护个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地位，就必须重视财产的继承问题……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遗嘱和财产处理问题的重视，从而开始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。” 从商鞅变法开始的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，这为郡县制奠定了制度基础，但也因此阻碍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分化。
汉代实行察举制和世卿世禄制，一方面扩大了选举的范围，促进了知识阶层的社会流动；但同时，这些制度和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血缘关系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加强了门第观念，世家大族之间的通婚更加巩固了这种观念。唐承汉魏之风流，门第观念依然很深，“嫁女与富家者，所贵约计十万钱，计十万贯，其钱既多，至令女贫困；嫁女与官宦之人，十之七八是赘婿，亦为贫苦。”[6]宋元以后商业经济发展，虽然打破了门第观念，但重农抑商的政策和传统使土地所有者(地主)的地位始终非常高，并且通过家族的形式组织起来——“富室之称豪者，必指其地；贫者，必指其田。”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十分重视家族的凝聚力量：“子弟之秀异者，父兄师友既教之以读书，又将尽钱籴米，聚之于家。教之者，师友之中，优者亲之为之；聚于家中，亲朋之间，贤者为会。故子弟既经父兄师友教之，有贤者为会，自能有所趋向……” 他认为家族的作用就在于能“以礼教义，以廉耻节义自治教人”(《明儒学案·江右王门学案七·聂双溪传》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