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尝君田文的典焚券市义
这事要分开看，先论“焚券”，再论“市义”。 所谓“焚券”有二意： 一曰毁弃契约，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载，贾捐之劝帝绝匈奴和亲，语在《匈奴》篇，曰：“弃绝约婚，杜津关，燔亡约，灭亡盟，永绝后患，时无疑虑。”《晋书·宣帝纪论》亦云：“帝之废魏，非惟德薄，实由权倾人主，谋夺不虞。故臣光以为篡也。……焚毁文字，泯灭旧迹，绝后人之疑者，诚可谓忍而寡恩矣。” 二曰烧毁书籍，西汉扬雄少好词赋，作《羽猎赋》、《长杨赋》，以讽谏，成帝时，有诏举文学之士，雄上《答宾戏》，帝奇其文，数召能言，言皆称旨。《晋书·裴楷传》：“楷父植，著《辨正论》，凡七卷，朝廷欲行于世，令楷序之，楷见其文甚美，苦恨不能尽记，遂焚之以示其志。”
以上二“焚券”之意义，皆指毁坏契据文约而言；至若“烧书”，则与“焚券”有别。西周即已焚书，春秋战国时也时有烧书之事。秦灭六国的第二年，就有“焚书坑儒”的事件。不过这些“焚书”与“焚券”的意义不同，它不是摧毁民间的藏书，而是要使天下之人只读秦一家的书，是法家“统一文字，统一思想”的具体举措而已；至于民间私有的典籍，只要不违法，依然可以存在。
汉代初年，还承认“家富子壮，计读书师旅之役，士卒之征，皆自有律令。它无文书，不知可奈何！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可见当时还是允许私人拥有书的和借书看的。汉武帝时，董仲舒建议“焚书”，乃是指把朝廷藏书和私自拥有的书都要焚毁；但武帝没有采用他的这一极端主张。
东汉王充著《论衡》，对“焚书坑儒”大加谴责，认为这是“暴虐之道”“绝灭人伦”。其实，“焚书坑儒”不仅不合儒家本意，而且也不符合事实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第一个动作就是“书同文”，统一中国的文字；第二个动作就是“焚书坑儒”，统一中国的思想文化。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“焚书”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的话，那他也就同时消灭了作家和印刷工。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“焚书坑儒”实际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，它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。 司马迁说：“秦烧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。”这话有点偏激，秦代有许多文人，如李斯、陆贾等，都有著作流传后世。秦代并没有灭绝中国古典文献，相反，正是通过“焚书坑儒”，实现了中国古典文献的集权和统一，为后代留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至于“市义”，则是在“焚券”的基础上做出的举动。因为“毁弃契约”未必就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有些人可能出于无奈而同意，但也有可能暗中违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必然造成司法上的困难，甚至引起矛盾冲突。所以，还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来表明“焚券”的公正性和普遍性，“市义”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行动。犹如今天在某些地区流行“砸锅分粮”，以示分配公允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