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科举中已有“同等学力”者
明初，国子生除岁贡外，还有“例贡”和“恩贡”两种取士方式，国子生只要学业合格就可通过这两种形式拿到进身之阶——举人、进士。而明中叶以后，国子监的规制渐渐发生变化，岁贡之外又增加了“优贡”和“副贡”—— 除了正额六部九卿的官学生以外，另有恩贡二十一人（《明史》卷三○一）； 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始设南监，并添造府第，置祭产，选宗室入内读书（《明史》卷三○八）； 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复开北监（《明史》卷三○七）； 此外尚有“优贡”“副贡”，《明史·选举志》称： 这种不断扩大的取士规模显然有利于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的晋升，也使得他们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大大增加，正如一位名叫张瀚的生员在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的考试中所得的第一甲第五名后说的： “今上初政，拔擢人才，诚为盛轨！”（王圻等撰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引） 不过从明中叶至今，对于“广取士，多登科”的批评一直存在，他们认为这种取士机制使进士的质量远不如前，正如冯梦龙所说： “近代科场之弊，惟南方最为甚……至北直隶次之……”（转引自吴承明著《中国古代的商人和工商运动》第七章“商人、商业与科举制度”） 其实这种“多取士”的局面虽然扩大了底层知识分子入仕的机会，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——这些人经过十几年的刻苦攻读终于取得功名，但他们在乡试或会试中往往又很难脱颖而出，于是乎便形成了“监生出身者十人之中多六七人，举人出身者十人之中仅一二三人”的状况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十三“同姓异居”条引黄瑜语），这些人在获得进身之阶后依然难于获得职位，于是在明末形成了“富者得以赀始显，贫者得以经始贵”（周亮工《书影》）的特殊情形。